张志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智库使命和智库建设

当今世界经历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主要的变局相互交织、相互影响。这些变局的变化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1 世界格局之变（结构之变）

世界格局之变，概言之就是从“一超多强”到“发展中国家群体崛起”，特别是中国全球化发展崛起。1989年苏联解体后世界格局变为美国一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形成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化世界体系。经过20多年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一超多强”的格局，即美国一个超级大国，多个世界强国特别是中国快速崛起。世界格局的如此转变，世界的经济格局、政治格局、地缘竞争格局等都处于快速调整和变化中。最根本的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世界经济中心向亚太地区转移，世界的权力中心出现转移和分散化现象，改变并将不断终结自近代以来一直由少数西方国家绝对主导和“倒手”把持世界权力的局面，百年来西方国家主导国际政治经济的情况正在发生根本性改变。

世界经济增长重心不断向东转移特别是向亚太地区转移，不断重塑全球经济权力竞争态势与地缘政治格局。中国2012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金砖国家等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实力不断上升。英国《经济学家》杂志（2018）认为，全球经济重心正在向东转移，中国世纪正在到来，21世纪是“中国世纪”，全球许多趋势中国化。1990—2017年中国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增加10倍（903%），中国GDP虽然仍比美国少40%，但按照PPP（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2013年GDP已是世界第1。汇丰银行全球研究院（2018）预测，至2030年新兴经济体国家将占全球GDP的50%以上；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GDP占25%，而2000年时中国经济只相当于美国的12%。欧盟政策研究中心（2018）的《全球趋势2035》报告指出，在经济方面未来需要关注两类经济体：G7（即七国集团）和E7（即7个主要新兴经济体：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和土耳其）。预测到2035年，各国占世界GDP的比重，中国占20%~24%，美国占13%~16%，欧盟占11%~12%，印度占9%~12%；中国人均GDP有望翻番，但仍不到欧盟的一半。

世界格局（结构）之变，美欧等世界主要力量就是重要推手。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公开推行赤裸裸的“美国优先”政策，实施一系列逆全球化政策，不断退出有关国际组织和公约，破坏美国曾经主导形成的世界格局。美国的超级霸权心态和抢夺盟国及他国利益的极端“国家自私主义”行为导致其与盟国及他国不断产生裂隙，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盟国将不再是铁板一块。英国脱欧等严重冲击欧洲一体化进程，欧洲自冷战结束以后推行的一体化进程，近年来因为欧洲内部危机不断而步履蹒跚，特别是英国脱欧严重制约了欧洲一体化进程。法德等欧洲大国担心“美中将主宰未来世界”，法国于2017年提出“欧洲主权”概念，法德联手推动“欧洲主权”，寻求掌握自身命运，重点在推动欧元区改革和加强防务合作等。

国家行为主体依然是世界面貌的主要塑造者，但非国家行为主体（国际和地区组织，各种跨国企业、社会化组织力量、利益集团等）的作用不断快速上升，日益成为重塑世界大变局的新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并与国家行为主体的作用相互交织，作用过程与结果就更加复杂。国际和地区组织主要是建立国际交往的秩序和规则、维持某种全球和区域的力量均势；而各种跨国的超级企业组织等力量，则以强大的经济力量对全球经济版图予以修改和重塑，进而渗透和融合到国家和全球政治领域以影响全球政治竞争格局。

2020年COVID-19疫情全球大流行，重创全球化进程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经济全球化的结果是，产业链依据竞争优势在全球分工和布局，国家间高度相互依存。中国作为全球出口大国、制造业大国、劳动力就业大国，需要全球化。但此次疫情的全球大流行，让各国认识到关系国家和民众安全的制造业产业完全依赖他国是非常危险的，疫情会使得各国认为必须实施“国家经济主权主义”，各国都要去掌握涉及国家安全的经济产业。因此近30年来高速发展的全球化必然减速慢行，未来世界格局（结构）的深度调整是大势所趋，但仍有很多不确定性。

1.2 国际秩序之变（规则之变）

规则决定秩序，秩序维持相对稳态。没有规则，就没有秩序，就没有相对稳态。但世界上并不存在一劳永逸的规则。对世界格局而言，国际规则是维持全球各国交往和常态秩序的关键制度设计。而自二战后设计和不断调整的现有的国际规则体系（以联合国、国际组织为代表，以国际条约和章程为约束），是建立在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基础上的，但近年来不断被美国所颠覆，已开始摇摇欲坠，新的规则建构又困难重重。在国际舞台上美国还没有真正的挑战者，但美国以自身利益为由开始放弃其全球体系领导者的角色。欧洲一直被形容为等待中的潜在大国，但缺乏统一的财政政策、外交政策和独立的防务体系，由于英国脱欧等而内部纷争不断，导致其全球影响力近年来反而有所下降。

21世纪第2个10年标志着世界旧秩序崩溃的开始。国际规则之变以美国近年来不断退出一系列国际组织和条约最为引人瞩目。如，2001年退出联合国《禁止发展、生产、储存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和销毁此种武器公约》（简称《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后，一直阻挠国际社会关于生物军控的努力，导致全球生物武器军控国际治理体系形同虚设，为病毒疫情大流行埋下伏笔。特朗普政府连续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移民协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巴黎气候协定》《苏联和美国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阻挠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法官任命导致该机构停摆，尤其是在全球抗疫的关键时刻退出世界卫生组织，扬言退出《开放天空条约》等。这一系列动作，导致已有国际规则和秩序摇摇欲坠，也使得重要国际规则的改革和重建的需求空前紧迫。

美国必然固守超级霸权国家的心态不改、绝不甘心接受中国崛起，导致未来将形成三个世界体系：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利益联盟世界体系（抱持极端西方意识形态、文明冲突博弈论的惯性思维定式）；以中国为核心的“一带一路”世界体系（主张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文明多样性和多元文明交流互鉴意识）；介于二者之间的中间路线世界体系（以俄印等大国为代表，坚持利益导向原则，在上述两大平行世界体系之间游弋）。这三个世界体系构成新的世界地缘政治秩序和规则的框架基础，它们之间的竞争合作决定世界的未来发展方向。其中，“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和“中国主导的世界体系”是两大主要世界体系。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为了打压中国，在竭力推动高技术等领域与中国的“脱钩”，由于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其影响必然辐射到政治外交、贸易金融、网络空间、能源粮食安全等一系列广泛领域，一些国际规则的重构的影响将可能是颠覆性的。如，三个世界体系的竞争，特别是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和中国主导的世界体系之间的竞争，可能导致互联网世界分裂。《纽约时报》2019年6月的评论文章认为，将“诞生一座数字柏林墙和两个互联网、两个技术世界，一个由中国主导，另一个由美国主导”。

2020年百年罕见的COVID-19全球大流行对世界及各国的治理体系（即规则和秩序）和治理能力是一次大考，将深刻影响国际规则和秩序的重构，未来十多年乃至更长时期将是国际规则、秩序博弈与调整的高度不确定期。COVID-19疫情大流行将可能成为推翻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雷厉风暴。COVID-19疫情防控，中国以最有力的举国组织和动员能力取得全球最好的抗疫成果，同时向大多数国家派遣医疗队和提供防疫物资，展现了团结各国抗疫的全球影响力。美国和欧洲等传统强国反而在疫情防控上惨败，导致美国等挑动一些国家不断“甩锅”和污蔑中国，导致国际秩序进一步陷入崩溃状态。中国在实现经济的崛起后，在国际上的地位出现变化是合理的，但美国担心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挑战其领导地位和战略利益。全球帝国美国必然要不顾一切、歇斯底里全方位打压目前唯一是其竞争对手的中国，中美关系在未来的竞争性会越来越强。未来的国际秩序重构之路必然漫长，结果取决于以中国与美国为首的两大世界体系的长期博弈的结局。

1.3 科学技术之变（生产力之变）

21世纪以来特别是近20多年来，世界科技发展展现出系统化、突破性、叠加式发展态势，新一轮科技与产业变革正不断蓄势，以绿色化、智能化、可持续为特征的新一轮科技变革和产业革命正在不断催生各种颠覆性科技创新和技术发展应用，科技与产业变革正在重塑全球经济和产业格局、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呈现出信息、能源、生命、材料等多科技领域创新并发、科技突破群发涌现和汇聚融合等特点，预示着在信息与计算科学、生命科学、物质科学、材料科学、空间科学等科学领域，以及数字与信息技术（传感技术、通信技术、计算技术等）、生物技术、能源技术、材料制造技术、深空探测技术等技术领域可能孕育重大突破，多领域突破性技术的高度集成应用，将助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方向加速发展，数字经济正成为全球产业变革和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历史上的两次科学革命推动的三次产业革命，本质上是信息革命和能源革命。而新一轮科技与产业变革则呈现出信息、能源、生命、材料等多科技领域创新突破群发涌现和汇聚融合等新特点，创新活动空间范围冲破前三次产业革命主要局限于欧美大陆的有限地域范围而向全球多地域、多点多极化遍布发展的新特点。

新一轮科技与产业变革最引人注目的领域是信息科技与生命科技领域。数字信息网络技术正在加速数字经济、数字智慧社会的到来。数字化、数据转型将不断颠覆现有商业模式，催生出数据驱动的多样化商业平台；数据分析工具、算法和模型将重塑传统产业的结构和形态，催生众多的新行业、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一系列基于数据的新兴前沿技术（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的大规模应用将催生智慧社会的到来。物联网作为快速发展的新技术，到2030年预计将有1,250亿台设备连接。这些互连设备的真正枢纽将是人体，物联网将转变为“我的互联网”。区块链预计将逐步取代许多领域的现有基础设施，特别是区块链作为对银行业最具破坏性的技术，将在未来10年左右成为商业银行的终结者。区块链技术将给数字银行、供应链、资产管理、医疗健身可穿戴设备等4大行业带来巨变。信息科技发展朝着万物互联、万物智能、万物交通等方向发展。近年来以基因编辑技术为代表的新兴生物技术也在颠覆性快速发展，基因编辑工具正变得越来越容易和低成本，基因编辑新技术、新成果、新应用持续加速涌现，为人体及其他生命体的遗传改造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并展现出巨大未知可能。特别是生物技术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在认知大脑乃至生命的奥秘等方面不断取得重大突破。

新技术的突破性发展和社会化应用，对全球治理体系提出了严峻挑战。特别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安全风险。

1.4 发展范式之变（生产方式之变）

18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的工厂化大生产大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科技文明空前发展进步，支撑了全球人口数量的指数增长。与此同时，这样的生产方式和发展范式，也带来了严重的地球生态环境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人类就清醒认识到了这些问题并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国际社会也签订了一系列全球环境公约和协议。但有关地球生态与环境保护的进展却是很有限的，地球自然生态系统的“赤字”状态不断扩大。

全球变暖和地球生态恶化的风险不断向人类敲响警钟。全球变暖及其影响已经成为人类面临的重大危机，其鲜明特点是极端天气事件和自然灾害频发，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受到持续威胁和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生态系统（人类生命支持系统）变得日益脆弱，从1990年代以来全球超过一半的植被都出现了植物生长减缓的“褐化”趋势。而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一半规模（约44万亿美元）的经济价值生产均中度或高度依赖自然生态系统，极易遭受损失。水资源短缺已经不仅是一个资源问题，而且是一个严重的长期生态环境危机。NASA通过研究全球淡水状况发现，缺水将成为21世纪人类面临的重大环境问题，地球热带和高纬度地区的大片干燥区域变得越来越干燥。全球各国应当共同应对全球变暖、生态环境危机，依靠科技创新提高气候变化适应能力，才能减轻气候变化的影响和损失。

人类发展范式的转变的觉醒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如《静静的春天》著作），联合国主导的行动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21世纪议程》等）。此后，联合国推动的气候变化应对行动，制定了一系列的温室气体减排协议（如《京都议定书》《巴黎气候协定》等），但由于美国等国出于保护自身经济利益的反对而无法有效推进实施。可见，人类发展范式之变是一场持久战。

发展范式之变（生产方式之变），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人类必须从高消耗、高污染的传统工业化生产发展范式，向集约化、生态化、绿色化（低碳化）的可持续生产范式转变，这是人类可持续生存与发展的唯一出路。发展范式（生产方式）之变，需要全人类的集体行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再次告诫人类，生物安全、生态安全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底线。但人类保护生态环境的行动过于迟缓，人类发展范式（生产方式）生态化的转变依然太慢。人类必须与自然和谐共生，人类未来必须以更加符合生态规律的发展范式（生产方式）来生产和生存。人类必须从现在开始行动以改变发展范式。

1.5 社会形态之变（文明形态之变）

近代以来的科技与产业革命，推动了人类文明形态的不断跃进升级。18世纪的工业革命，使人类社会从长达万年的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知识文明不断演进，社会文明形态演进的速度不断加快。农业文明以从原始狩猎生活状态到传统低效率农业经济发展模式为特征。工业文明则以工业化大生产为特征，极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促进了国家和社会物质财富的快速增长，不断改善和提高了人口的生活质量，使得全球人口呈指数级增长，世界各国的发展水平、国家竞争力完全与工业化水平密切相关。工业文明不断发展，社会的知识文明形态日益突出，全球社会产业链分工越来越细，人类社会形态越来越复杂，社会快速进步和发展无一不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知识创造与技术应用基础上。相应地，人类的社会形态也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知识社会发展。

人类文明还在不断向更高阶段发展，智能社会或智慧社会的发展形态日益鲜明。技术快速迭代式发展并向人类社会经济系统深入渗透和深入融合，可以预期，未来的“技术社会化”的发展趋势将是技术与人类的“融合”或者“合并”。技术的改进被用来为人类服务、提高生活质量，而且技术的进步速度突飞猛进，人与技术之间不可避免的高度关联，造就出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合二为一的新型社会状态——智能社会或者智慧社会。机器也许最终会变得跟人类一样聪明，随着人与机器之间的鸿沟的持续缩小，终有一天人类将分不清彼此，技术与人将融合到一起。美国《连线》月刊创始人凯文·凯利曾说：“今后30年会发生的事情大多已经开启进程，并且受到已有技术力量的推动。”

智能社会或者智慧社会的发展形态将日益变得更加清晰。以数字信息技术为引领的科技领域突破性发展及其高度集成和组合式创新，在一系列领域孕育重大的颠覆性技术发展和应用，将成为产业变革和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将显著推动全球产业结构不断向价值高端化、过程智能化、影响绿色化、应用服务化方向加速发展，深刻变革人类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和组织形态，促进人类社会走向智能智慧社会和知识文明社会。“互联网+”数字经济发展展现巨大前景，数字经济发展将激发大量创新型经济业态，促进生产生活的运行方式和管理方式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替代化、服务化方向全面转型发展，能够不断优化和提升经济结构，重塑社会形态。数字化自动化智能化技术支撑的智能制造业发展将催生全面的新产业革命。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等的发展，使社会文明形态进化到智慧文明、智慧社会发展的新阶段。

1.6 社会发展阶段之变（社会主导阶段之变）

当代世界的主导社会发展阶段是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发展到其顶峰状态垄断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垄断资本不劳而获在全球收割各国利润的发展模式也到了顶峰，开始进入了历史上的衰弱阶段。垄断资本主义的典型代表美国感到维持其全球垄断性霸权地位的战略工具（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渗透、政治和法律讹诈、军事威慑和干预、美元霸权和经济殖民、高技术垄断和掠夺等手段）开始衰弱了，在其主导的现有体制下其利益反而受损了，所以成为现有秩序的毁坏者。COVID-19疫情大流行揭开了西方世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根本问题。资本主义虽然在短期内不会行将就木和彻底毁灭，但再完善的制度如果走向极端化也会自我毁灭。以美国为典型代表，消费与金钱主导一切的资本主义未实现其全部国民的繁荣富裕：贫富差距（财富分配不公是其致命要害）、金融危机、社会不公、极右思潮和民粹主义、根深蒂固的系统性种族歧视（有色人种特别是黑人地位低下）、环境危机（反对国际上保护地球生态的努力，向其他国家转嫁生态危机等）让其国家、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许多人陷入水深火热之中。COVID-19抗疫大考（“抗疫”失败）以及警察暴力执法致死黑人引发的抗议大潮（“抗议”成功）相叠加，美国的“世界灯塔”形象倒塌、美式民主与价值观的极度虚伪性被揭开，全世界人民才逐渐看清楚美帝国主义的真相。

未来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化”调适改革或将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大趋势。资本主义制度体系渴望救赎。资本主义的制度根基是私有制，美国就是典型的被大资本家利益集团控制的国家。资本家一切为了其自身利益的本质，不会顾及社会普罗大众的根本利益。美国作为世界上科技最先进的国家，没有在抗击COVID-19疫情上获得应有成效就是其政治制度不断没落、不能与时俱进改革造成的，200多年前设计的政治体制完全僵化不能适应社会变化。如此以往，其颠覆性的改革其实就在孕育中了。美国民主党伯尼？桑德斯参加两次总统竞选推动的变革正在成为潮流，社会主义思想正受到越来越多美国人的欢迎。美国最大的社会主义组织、主张废除资本主义的“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组织”，近年来其成员规模已经扩大数倍，在疫情期间2个月内成员增加了15%。美国顶尖富豪和握有资源的人公然利用国难发财，国会议员利用听取疫情秘密报告掌握的信息抛售股票赚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他的新书《美国真相》中警告，“美国正逐步演变为一个1%的国家，即美国的经济和政治都只为最顶层的1%的人而存在，也被那1%的人所操纵”。这样的政治体制和政府显然已经背弃其人民。人民的愤怒情绪遇到导火索必然点燃（如警察暴力执法导致黑人死亡事件引发全美罕见的大抗议），也许不可能达到革命的温度，但足可以唤起人民的抗争意识乃至改变其国内政治版图。

人类社会需要一种更具包容性的社会经济模式。COVID-19疫情大流行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证明，以追逐资本利润为中心的生产资料完全私有制的西方主流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在应对类似COVID-19疫情这类公共危机面前，其制度劣势显露无疑。必须以某种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改革资本主义制度体系，首要的是改革经济制度，在民主的基础上建立一套全新的经济制度和社会模式——进步资本主义、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化改良的经济民主制度）。只有在经济健康、财富分配平等的基础上，让所有人、所有民族享有平等的发展机会，实现真正的民主和公平（而不是口号上的）的社会才可持续。美国政府在2020年5月20日发布的《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方针》文件中提到，美国对“资本主义将消失，社会主义将取得胜利”的价值观感到恐惧和不安。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性变量、变化幅度最大的变量主要有两个：一是科学技术之变，二是中国全球化发展崛起之变。这两个变量之间密切相关、相互交融、相互促进。

2.1 科学技术之变

21世纪以来一系列前沿科技领域蓬勃发展。未来的革命性科技力量，将是世界变局的加速器。颠覆性科技创新突破和新的知识技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广泛应用，将深刻改变世界发展格局，各种应接不暇的新的产业模式、商业模式不断涌现，产业和行业“跨界竞争”，全球产业和经济结构以及国家、区域和行业竞争版图不断调整。现代科技是巨大生产力的特征更加鲜明。当今世界，科技竞争力成为各国综合国力的核心组成部分。

世界格局调整、国际秩序重构，特别是大国间的竞争和博弈取决于涵括世界的发展理念、国家的经济权力和科技实力，科技实力直接支撑国家的经济权力和军事实力。要拥有国际规则和秩序改革调整的话语权、地缘竞争格局博弈中的主动权，就必须拥有科技竞争的主动权。把科技创新上升为国家战略，把科技创新作为推动经济增长、应对各种社会挑战以及提升国家竞争力的战略工具，这必然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战略选择。

近年来科技强国、大国纷纷出台和不断更新国家科技创新战略、核心关键技术领域科技战略等，力图抢占核心关键产业技术制高点（特别是，先进半导体芯片、5G、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量子科技、基因编辑技术、合成生物技术等前沿新兴技术），赢得未来新兴产业主导权。特别是头号科技强国美国主动挑起对中国的贸易战、经济战、科技战、人才战、颠覆战、舆论战等，并不择一切手段动用国家力量对华为等中国高技术企业进行全球围堵与封杀，完全暴露了美国遏制中国核心高技术发展的国家战略。

科学技术最终要变成生产力。在科技创新活动的“国家化特征”和“企业化特征”日盛的今天，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是科技竞争力，科学技术不能只是装点门面的“花架子”，但科学技术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速度和能力决定于国家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特别是在重大紧急状态的现实紧迫需求方面，科技生产力的转化需要高效率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予以推动。比如，美国作为世界上科技最先进的科技强国，却在应对COVID-19疫情大流行上由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弊端，一流的科技实力不能有效发挥作用，成为全球抗疫的笑话。英国有世界上一流的科研实力，但在应对COVID-19疫情方面，没有形成一流的抗疫能力。

在新一轮科技与产业变革中，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要做科技变革的参与者与创造者。特别是中国，积极参与新一轮世界科技与产业变革，成为科技变革的主要参与者和推动者。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抓住科技革命的机遇，建设科技强国，通过科技创新驱动发展而建设现代化强国。新一轮科技与产业变革，因为中国的参与而使竞争变得更加激烈。

2.2 中国全球化发展崛起之变

中国发展崛起之变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个大变量。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的典型代表，中国近40年来经济高速发展特别是近10年来经济体量持续扩大，国际地位和国家竞争力持续提升，导致全球力量重心向东转移、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变化。

中国在未来10年左右或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自2012年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我国经济总量未来继续增加并赶超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时间及其世界性影响是国际关注和研究的焦点。英国经济与商业研究中心预测（2018），中国将在2032年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普华永道预测（2017），中国经济总量2030年超越美国。我国经济总量超越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或在未来10年左右时间实现。

我国从2010年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经济增速开始进入下降通道，从1980年开始30年年均10%以上的增速，从2011年开始低于10%（9.5%）而缓慢下降，至2019年为6.1%。2019年中国GDP占世界比重超过16%，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开始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未来10年GDP增速平均保持5%左右或可实现，但这需要科技创新驱动加以有力支撑。

世界银行于2020年5月19日发布的最新国际比较项目报告《购买力平价与世界经济规模：2017年度国际比较项目结果》，按照购买力平价（PPP）方法计算，2017年中国的GDP是19.617万亿美元，超过了当年美国的19.519万亿美元，居世界第1位。但参考2017年实际汇率，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约为12.144万亿美元，位列世界第2位，约为美国经济总量的62.2%。考虑中国的人口总数，中国2017年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和实际汇率分别计算，在世界上分别位列第90位和第79位，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85.3%和79.2%。所以，我国仍然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对此必须保持高度清醒。

中国的快速发展崛起招致美国等传统超级大国的恶性应对和全面打压。中国发展崛起面临修昔底德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等来自外部的国际性冲突和挑战的风险增多和加剧；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快速发展崛起心态复杂化，试图在中国将起未起、似强非强的阶段巩固自身利益，导致关系复杂化；中国全球地位提升使得世界对中国的期待提高，要求在国际事件中承担应有的角色或者更大的责任等。中国面临的外部各种陷阱，最具破坏性的就是“美国陷阱”。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明确公开宣称“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提出“必须动用全部实力与手段参与竞争”。在此战略导引下美国开始全方位对中国实施遏制战略，从贸易战、经济战、科技战，到颠覆战（通过涉港、涉疆、涉藏、涉台法案公然干涉中国内政）、舆论战（以外国代理人机构限制中国5大新闻媒体在美分支机构）等。“美国陷阱”有公开（威胁和要价）和隐秘（各种颠覆性颜色活动）两手，其遏制战略必然是长期的。未来必须防范诸如金融战、信息战、粮食战、生物战、能源战等形形色色的各种陷阱。2020年5月20日美国政府又发布《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方针》文件，重点指出中国对美国构成的经济的、安全的与价值观的三大威胁，代表了美国未来遏制中国的政策走向，等于宣布美国与中国的事实上的“脱钩”政策，中美从战略竞争滑向战略对抗和战略摊牌的风险持续加大，对美国的一意孤行必须予以妥善应对和坚决斗争。

美国联络其盟国防范中国全球化发展崛起，其战略核心意图是担心失去对未来世界的主导地位，特别是在科技领域的主导地位。其实美国的关键核心技术对中国一直就是禁运的，中国的高科技进步更多不是来源于美国的高技术转让，而是来源于中国自主创新（如，载人航天工程、高铁、超级计算机、5G技术等）。

从根本上讲，欧盟也将中国定位为“制度竞争对手”，保持对华强硬立场。但基于欧盟现在有些羸弱的现状，以及与美国的龃龉不断，除了加强与中国等的合作也是别无出路。中国发展与欧盟的建设性战略关系，是中国、欧盟双方稳定和发展，以及促进世界稳定和发展都需要的。

中国是世界稳定和全球新秩序规则建构的中坚力量。中国其实是现有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在与美国等的战略博弈中，中国需要推进实现“完善全球治理”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目标。中国从来不谋求取代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中国只是致力于促进国际关系和规则更加公平和合理，需要不断扩大在全球治理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中国需要确保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需要寻求在国际上使自身的发展模式和治理体系可以与其他发展模式和治理体系和平共处。中国需要化解美国强加的地缘政治压力和系统性恶性竞争，不断完善相关的战略路线图。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世界也必然存在前所未有之不确定性。面对不确定性的决策环境，各国政府、各类组织都需要做出各种抉择和行动，这关乎国家发展的国运和未来，关乎组织发展前景和成败，中国也不例外。决策就需要准确研判世界趋势和各种国际关系，决策就需要对决策问题有清晰的、经过利弊得失深度分析和推演的战略与政策方案。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纷繁复杂的研究问题，就是时代向智库提出的战略使命和任务，也是中国新型智库发挥作用的战略空间。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世界也必然要从前所未有之不确定性中努力走向确定性。世界走向确定性，就是要建构新的世界秩序和规则，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和世界变局中的主要力量，必然要积极主动地推动全球治理体系重塑和建构，中国需要拿出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发出中国声音。这就涉及到一系列领域的重大战略与政策问题的超前战略研究与政策设计。这就是中国新型智库面临的使命与挑战。

3.1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智库的使命与任务

在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形势下，我们面临的世界图景令人困惑：世界格局（结构）动荡不宁、变幻莫测，现有的国际秩序（规则）分崩离析、风雨飘摇。世界豪强美国利令智昏，在国际关系中一意孤行、歇斯底里，不断瓦解自己主导建立的世界秩序；欧盟一盘散沙，英国脱欧彻底打碎了欧洲的帝国梦，一体化进程严重受阻而遥遥无期；美国的坚定盟友国家尽管受不了美国的颐指气使，但还是会跟着美国一条道走到黑，这是他们强烈的西方意识形态使然；俄罗斯、印度等大国在国际关系中见机行事，坐收渔翁之利；其他弱国小国心态复杂，不断被迫选边站，求得自身利益不受或少受损失。中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尽管主张国际规则应当更加公平合理，但中国是现有国际秩序的最有力维护者。尽管国际关系纷繁复杂，国家争斗你死我活，利益格局高度纠缠，但三个世界体系的脉络显然是清晰可循的。

在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形势下，对全世界人民而言，二战后形成的相对稳定的世界格局和国际旧秩序风雨飘摇，进入到了一个动荡不宁、缺乏稳定性和安全感的世界，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但对于智库研究而言，这是一个可以纵横捭阖、大有作为的时代，所谓“诗穷而后工”，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与发展面临着一系列新的发展环境和发展挑战，这些新的发展环境和挑战问题正是智库需要研究与提出解决与应对方案的新命题。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国际新形势下，全球各领域的治理体系将不断重塑和调整重构。中国完全有能力，也必须全面充分地融入全球各领域的治理体系建设之中，稳步提升国际话语权和全球影响力，全力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等各领域的新规则和新秩序。这就为智库机构提出了研究国际治理体系和各种相关国际国内问题的重大需求和急迫任务。因此，现在是一个需要智库发挥重要作用，智库也应该可以大有作为的时代。

在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形势和新挑战下，智库必须直面新的发展环境和战略与政策研究需求。这可以概括为：大国博弈小国站队国际规则秩序调整重构的新世情；各国和人类面对的复杂区域与全球性风险的新挑战；颠覆性创新及其应用重塑经济和社会模式的新巨变；政府及各类组织治理能力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新要求；政府及各类组织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发展的新需求；社会价值观和社会舆论多元和个性化发展的新局面；信息传播方式变革尤其是自媒体低成本传播的新特点；智库治理机制创新变革与影响力扩散竞争的新趋势；观察世界大势研究中国问题开展智库外交的新使命。

在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形势和新环境下，智库作为战略前瞻观察与预测性研究机构，必须担当起观察世界变局、谋划全球战略和咨政建言的使命任务，敏锐洞察和善于捕捉未来发展潜在趋势和可能发生的重大趋势性问题并开展前瞻研究，有效把握战略研究咨询的潜在关键需求，主动策划和设计开展战略与政策研究，帮助政府和各类决策部门事前预警和准备，有效帮助防范各种黑天鹅事件和灰犀牛事件，应当成为真正的战略性决策智囊机构、战术性政策措施设计机构，而不应仅仅是“事后诸葛亮式”的机构或者是秘书班子式的机构，并成为引领社会正确舆论导向的知识咨询机构和中坚力量。这是时代的召唤和课题，也是智库的使命和任务。

3.2 智库的核心能力系统与业务发展系统建设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的召唤和课题，智库必须担当前所未有的使命和任务，这对智库的核心能力提出极大挑战，要求智库重建核心能力系统和业务发展系统。我国智库面临的挑战更是如此。我国现代意义上的智库的发展时间尚短，中国智库的国际影响力尚小，智库发展现状与时代赋予的使命任务、国家的战略需求还有很大差距。

国际上的著名智库在议题设置、趋势洞察、政策影响、舆论引导、国际影响力等方面，经过近百年的智库式规范化发展，积累了非常成功和成熟的组织经验和发展经验，并成为社会稳定的“第五种力量”。与国际上的著名智库相比，我国的智库，在设置关键研究议题、洞察未来发展趋势、前瞻战略与政策研究、引导社会正确舆论、形成国际影响力等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发展短板，而前瞻性的战略研究与政策咨询能力，可以说是智库发展的最大短板。这些发展短板，也使得智库远未成为社会稳定和发展的“第五种力量”，智库这类孕育治理思想、擘画治理战略、设计治理政策的特殊思想型机构淹没在一般性的科研机构之中。

客观分析和对比我国智库与国际上发达国家的智库发展水平，整体而论，我国智库建设与发展的不足，可以概括为有“库有余”而“智不足”，主要可以归纳为[18-20]：前瞻设置战略研究议题的能力不足；重大战略政策问题的咨询能力不足；智库高质量分析和研究的标准缺乏；智库成果高质量管理流程机制缺乏；智库战略与政策研究方法创新缺乏；培养高端思想型研究人才的能力不足；推出重大影响力战略研究报告的能力不足；引领社会舆论思潮方向的能力不足；智库开展决策咨询的建制化机制缺乏；智库管理评价激励的专门机制缺乏；有国际重要影响力的全球化智库不多；智库发展的中观与微观生态的环境友好性仍不足。

加强智库的新型核心能力系统建设，必须着力提高智库发展的中观与微观环境的友好性。重点解决智库发展亟需解决的问题。①建设和完善智库生存发展创新的中微观制度安排。除了国家高端智库试点制度外，有关部门、地方应该制定各自相应的智库管理制度，开展智库认定等，以激励智库名正言顺地开展工作。②建立与畅通向决策部门报送咨询成果的制度化信息化渠道。以信息化手段解决报送无门、渠道不畅的问题，减少影响服务效率的中间环节。③建立战略政策研究的思想型智库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机制。对智库机构的思想型智库研究人才，应当形成专门性的针对性评价使用机制。④建立引导各类智库健康发展的指导性分类评价体系。促进各类智库的专业化发展、高水平高影响力发展。⑤建立符合新型智库特点的智库治理体系与管理运行机制。促进智库的客观性独立性发展，以便对重大问题开展客观研究和得出客观结论。⑥建立智库与智库专家的独立形象。支持智库（代表智库立场）、智库专家（代表自己立场、不代表智库）以独立形象对国际问题发声和表明立场（不要什么事都等着政府发声，减轻政府压力），提升国家软实力。⑦推动从事国际问题研究智库的网络化和国际化发展。以独立客观的国家第五种力量形象，发展新型智库外交，扩大国家的国际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要能够适应新的内外部发展环境、迎接新的发展挑战，就必须建设特色新型核心能力，担当新的发展使命。在新形势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核心能力建设，应当努力形成适应时代特点、迎接发展挑战、面向发展需求的核心能力系统。而洞观国内外各类智库，其核心能力系统构成可以高度概括为基础（基石）方面与关键（核心）方面的“5+5”个维度的核心能力系统。在基础（基石）能力方面，包括智库价值观、治理理念、战略规划、组织管理和知识管理等5个维度。在关键（核心）能力方面，包括思想型人才、高水平战略与政策研究、资金筹集、传播营销和合作网络等5个维度

面对世界大变局、发展的新环境、需求的新使命，智库的核心能力系统，必须建构在促进智库发展的业务组织系统中、物化在表征智库发展的业务流程中。本文提出智库应发展的促进核心能力系统组合集成而发挥作用的“八位一体”的业务发展系统，即：战略研究开放型平台体系+核心研究团队体系+战略政策咨询项目体系+专业领域大数据知识平台体系+高影响力学术论坛体系+战略研究成果产品体系+成果及影响力融媒体传播体系+决策咨询用户网络体系。

任何一个智库机构，其发展的战略目标和追求，都应该以产出高水平战略思想创新、政策方案前瞻的智库研究成果为导向，这是智库机构生存与发展的终极追求。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2020年2月14日第十二次会议对我国智库建设再次提出要求，“要精益求精、注重科学、讲求质量，切实提高服务决策的能力水平”。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量的重大战略问题亟待智库开展前瞻研究与决策咨询服务，智库迫切需要提升洞察未来可能发生的重大趋势性问题的研究与决策咨询能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特色核心能力、良好发挥战略性和战术性贡献、担当时代赋予的使命和任务，特别是在国际上发挥国家“第五种权力”角色的作用，是当前我国智库建设的重大课题。

（参考文献详见《智库理论与实践》官网（zksl.cbpt.cnki.net）全文）

作者简介：

张志强，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士，博士生导师，四川省委省政府第三届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四川省新型智库现代产业与创新发展研究智库负责人和首席专家。

原文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QzEMSfmz62zLF3KZTab7Z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