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强：新冠肺炎疫情后应高度重视的科技创新领域（二）

  通过全国全力应对此次新冠肺炎疫情这场危机和这次大考，需要深入观察和把握未来创新发展的战略机遇，补齐国家发展的短板和不足，全面谋划经济社会的全方位发展，使国家在未来发展的更加强大。通过深入分析，建议国家和地方政府在疫情危机后应高度重视支持中医药传承创新、人口健康与生物医药、“互联网+”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等重要领域的创新发展。为此，提出相关建议。 

  加强人口健康与生物医药领域科技创新，全面建设“健康中国”

  我国公共医疗卫生系统经历此次严峻新冠肺炎传染病疫情的大考，全国特别是地处疫情中心的湖北省的医疗卫生体系的运行能力被逼迫到极限性战时状态，既暴露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体系方面存在的应对决策迟缓问题，公共医疗卫生体系建设方面存在的明显发展短板和不足（比如，有千万数量级人口、在人们印象中科教文卫并无短板的武汉市，三等甲级医院却只有区区36所，公共医疗卫生资源在突如其来的重大疫情面前捉襟见肘，而私立医院又根本指望不上），同时也带给我们深刻而宝贵的经验教训。更为重要的是，我国的公共医疗卫生系统在此次疫情大考中，真正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在全国人民心中竖起了丰碑，未来大力发展公共医疗卫生事业不仅有重大需求，也必然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

  1、发展的认识将全面提高。

  建设“健康中国”是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做出的战略决定，国家于2016年10月印发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坚持正确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以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为核心，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全方位全周期维护和保障人民健康，大幅提高健康水平，显著改善健康公平”等。

  这次应对新中国建国后史无前例的全国范围的严峻新冠肺炎疫情，让全社会都认识到了建设“健康中国”的极端战略重要性。没有“健康中国”，我们的经济发展成果一夜归零；“健康家庭”“健康个人”都是一样的道理。全社会都会更加关注、更加认同、更加支持保障全国人口健康的医疗与公共卫生系统的战略性发展。建议重新考虑完善有关部门于2019年6月发布的《关于促进社会办医持续健康规范发展的意见》中提出的“拓展社会办医空间。落实‘十三五’期间医疗服务体系规划要求，严格控制公立医院数量和规模，为社会办医留足发展空间。各地在新增或调整医疗卫生资源时，要首先考虑由社会力量举办或运营有关医疗机构”的政策。这个政策的指导思想经过这次疫情大考，看来与人民的希望是存在偏差的。公共医疗卫生资源的严重供给不足是这些年来医患矛盾加剧的根源。

  公共医疗卫生系统和健康行业作为支撑“健康中国”的关键行业，一是必须加大投入力度，二是必须坚定地坚持公益化发展方向。全面加强多层次公共医疗卫生体系建设和事业发展，必须持续大力投入解决重大传染病、恶性病、慢性病、老年病等的科研攻关和治疗水平，必须加强现代高端医疗设备的研发以打破西方公司的垄断以大大降低诊疗成本负担。特别是要转变发展理念，加强全民医疗卫生大健康行业的大发展。

  2、发展的需求将全面旺盛。

  我国的公共医疗卫生体系的发展步伐，长期不能满足人口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健康保障需求，特别是优质医疗资源不仅严重不足而且分布严重不均衡，医疗水平高的公立医院基本上天天“人满为患”，专家号“一号难求”，到大医院去挂号看病成为非常令患者头疼的事情。因此，我国的公共医疗卫生体系也是一大民生短板领域，是最需要供给侧改革和重点“补短板”的社会事业发展领域。不能奢望医疗资源发展到“医等人”和“床等人”的水平，但起码要努力发展到需求与供给相对均衡的水平，这是“健康中国”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这次应对严峻新冠肺炎疫情的人民战争、总体战和阻击战，让全体人民对医疗健康事业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和切身感受。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意识将史无前例地强化，广大人民群众应该会增加对医疗健康的消费支出，刚性的医疗健康需求进而会向多层次需求发展，医疗卫生健康行业潜藏的发展机会和市场高回报潜力会进一步释放，促进各级政府和各方资本加大相关投入。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6年美国在健康领域的费用支出占GDP的17.1%（其中政府占81.8%，私人支出占18.2%），我国在健康领域的费用支出占GDP的5%（其中政府占58%，私人占42%）。政府应该引导公共医疗卫生健康体系和医疗健康行业稳健和良性发展。

  3、发展的方向已多元化呈现。

  （1）先进诊断和检测试剂和疫苗等的研发。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病毒检测试剂等成为疫情防控的关键一环，然而受病毒检测试剂盒等开发水平和生产能力的限制，不仅导致新冠病毒检测的阳性率只有30%～50%（假阴性率奇高，而且还有出院后即“阴转阳”的情况），而且大量疑似病人不能得到及时检测隔离而不断发生新的感染。应针对已经发生和可能发生的大规模流行性传染病毒（如SARS-Cov、MERS-CoV、SARS-Cov-2）等，战略部署、未雨绸缪，以长期的战略投入支持有实力的研究机构开展战略储备性的诊断和检测试剂以及疫苗等的研发工作，以及针对已经出现的各种新型冠状病毒的治疗药物等的持续研发工作，提升应对突发新发传染病的医疗应对品的研发和生产能力等并做好战略储备。在这方面，其实其他各种恶性疾病的各种早期先进检测和诊断技术、疫苗等，也是需要大力开展研究的领域。

  （2）先进医疗防护技术装备及高端医疗设备创新研发。这次疫情防控再次反映出我国的医疗防护技术装备、高端医疗设备领域的短板非常突出，创新空间很大。必须大力支持各种类型、各种用途的防护技术与装备等高科技产品的创新和生产（防护服、口罩、护目镜等），以新技术新材料等设计生产耐用性（而非一次性）的技术和装备（如具有自动消毒、可调节温湿度等功能），可以大大满足“紧急状态”使用。促进适应应急医学救援任务的机动灵活的各类高端先进的移动医疗平台（如，负压救护车、手术舱，手术机器人系统等新型医疗单元）研发，在关键时刻可快速组装成为大型医院（而不是花十天半月时间去建设固定式医院）。特别是在高端医疗设备领域（如这次救治新冠肺炎患者的重要设备ECOM，以及MRI等等），有知识产权的高端仪器基本上全部由大型外资跨国垄断公司主导，国产高端医疗仪器设备的占有率不足10%。应予以高度重视、加大支持，逐步扭转高端医疗设施设备受制于人的局面。这类应对突发重大疫情的现代智慧型医疗保障设施和设备的创新设计和生产，应当形成战略储备。要按照应对风险的响应等级保证对相应数量人口的重要医疗设施、防护物资的储备供应能力。 

  （3）现有药物机理揭示以促进老药新用与加速药物研发。新药研发谈何容易。一个新药开发、推向市场平均研发资金约为20~30亿美元，周期一般在10年以上。此次治疗新冠肺炎，从已有药物中挖掘、发现老药的新用途，成为快速战胜新冠肺炎的治疗捷径。科研人员从7万多个药品或化合物中筛选出5000个可能有效的候选药物，再试验选定100个左右药物在体内开展新型冠状病毒的活性实验，最后聚焦到一批药物。老药对人体的毒副作用比较明确，安全性可控；在时间不等人的紧急关头，老药新用可以极大节约研发时间并实现药物快速临床应用；针对新的疾病，获取有疗效的老药更加容易；老药新用可以节约研发成本，老药或者活性化合物大部分都可以直接跳过临床I期，大大降低研发成本和研发风险。而在这方面，传统中药就展现出巨大优势，而我们恰恰对中药的治疗机理的研究非常有限，未来可以大大推进中药现代化研究。

  （4）我国原创药物的大力创新研发。这场疫情暴露出一个严重的短板，就是我国原创药物研发严重滞后。2003年“非典”过后，我国有关冠状病毒的药物研发就没有持续下去。没有生物医药的长期基础研究和战略储备性研究，在应对类似冠状病毒疫情的关键时刻，就显得非常尴尬，从上到下都在等着美国的在研药物（瑞德西韦）赶来临床试验并救命，可救命如救火，疫情十万火急能让我们等两个多月的临床双盲试验吗？实在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我们偌大的一个国家，怎么可以将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的希望寄托在西方医药公司手上？我国的大量生物医药研发科研机构，脱离保障全国人口健康的实际战略需求，在药物研发上实在是乏善可陈，我国的原创药物研发不能永远纸上谈兵。必须下大力气解决对原创药物研发重视不够、发展严重短板的致命性不足。

  （5）生命健康科技领域的长期稳定基础研究。人口与生命健康科技领域，应该是人类最基础和最重要的科技领域，因为这是人类发展的终极追求。我国作为人口大国，必须大力投入、稳定支持人口与生命健康领域的基础研究创新，只有这样才能为建设“健康中国”提供坚实的科学基础。全球研发投入的25%以上投入到生命健康科学领域，美国将50%左右的研发经费投入到生命健康领域，这造就了美国的生命科学领域基础科学创新处于世界最前沿水平，在 MIT （麻省理工学院）每年评选的全球最具价值、改变未来的重大科技突破中，生物科技的突破经常占据 30%以上。

  我国缺乏相关的准确统计数据，仅以政府科研投入统计，2016年整个生命科学领域的投入占研发投入的不到30%（为世界平均水平）。我国必须更加重视人口健康与生命科技领域的科学研究投入，并鼓励企业投资于新药开发和医药产业化领域。在生命科学领域的科学研究投入上应该有明显提升，在这方面的决策上应该更具战略眼光。 

  作者单位：

  张志强，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研究员，现代产业与创新发展研究智库负责人、首席专家。